统计师- 暴雨狂风(2/3)

等待批准。所以，打倒黄局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有谁（机关里没有弱智严重的人）还会能够反对打倒黄局长吗？我们写了这张大字报，一是表明我们打倒黄局长的立场和态度。二是表明揪斗走资派要摆事实讲道理，在思想上批倒批臭走资派，要文斗不要武斗。属于借题发挥，以批判黄局长为名，把矛头指向殴打黄局长的“延纵”那几个人。

第一张大字报，我不说，读者也一定会明白，那就是把矛头直指“延纵”。这大概就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派性”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关于派性的权威表述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存在于各个阶级、阶层之中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不同阶级本性的表现。”“派性”一词我是在文革中第一次听到，也是在那个时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说派性是产生于文革之中。至于是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值得商榷了。如果说是，就必然接受文革是阶级斗争的论断。如果说不是，就是否定文革是阶级斗争。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已经在土改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消灭了。无论是城市职工还是农村社员，依靠工资和生产队工分的劳动所得，还不足以形成各家各户在资产方面的较大差距。所谓的阶级（实体）已经成为历史，当然，阶级的烙印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头脑中可能还没有消失。如果说派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只能是头脑中存在的“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延纵”与我们“东风团”成员中的任何一个家庭，除了吃饭睡觉的生活用品，大概拥有自行车的人都极少（那个时侯城市里没有私人买卖房产，农村也多数是生产队帮助社员盖的房屋），谁又是地主资产阶级，谁又是无产阶级？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

几天后，“延纵”的头头领着大家去黄局长家抄家。究竟抄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大概也没有抄出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物件。倒是我们科的邴楠，财贸科的李殷纯两位，把黄局长的弟弟一家从黄局长家撵走，各自抢占了黄局长家的一个房间，一直住到文革结束，才被迫搬出。

黄局长的所谓罪行，四清工作队已经有了结论。揪斗走资派的形势要求我们对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们“东风团”的人，想来想去，找不到黄局长新的可以上纲上线的“罪行”。于是，便产生了去省里摸一点情况的的动议。去省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因为我每一个月都要往省里跑，对省里比较熟悉。高桐自告奋勇和我一起去。

到了省统计局，大部分人都不在局里闹革命，恰好高局长还在。我们两个请高局长谈一谈黄局长的问题；高局长新到统计局不久，对黄局长的问题也主要是鞍山市委上报待批的那些问题。其中，高局长的一句话，成为我们评判黄局长的一句至理名言：黄局长这个人“心术不正”。

从统计局去南站，路过沈阳军区大门口，我和高桐看见了令人发指的一幕。两个胳膊上戴着“东工思想兵”红袖标的造反派，一个提溜一桶浆糊，一个拿一个刷帚头子蘸满浆糊向在岗楼里站岗的战士身上刷浆糊，然后，把一张大字报贴到那个战士的身上。那个战士大概铭记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戒条，笔直的站着，一动不动。高桐愤恨的说，“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揪走资派在人委大楼里并非统计局一家。我亲眼看见的的揪斗场面，还有如下记忆。

最早在“砸二黑（文艺黑线）”的时候，文化局的女局长张蔚然，就让文化局的造反派戴上纸糊的大尖帽，低头弯腰，衣冠不整，在市人委机关门前进行批斗。我们看了之后觉得有些不堪入目。丰岷说，“太没有文化了！怎么能够这样糟践一个文化局的女领导？”

一天，吃完午饭回来，三楼南侧楼梯口走廊上，计委的人乱哄哄聚成一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掐人中！”一个人说。

“装相！让他起来！”张捍真高声叫喊。

“脸都白了。能装出来吗？”

原来是计委徐主任，在走廊上晕倒了，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后来听说，计委的造反派揪斗徐主任，让他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徐主任拒不认罪，造反派对他采取革命手段，气得他心脏病复发。

几天后，《鞍山日报》社的一个女同志来到计委办公室大闹，哭喊之声震动了楼上楼下。计委的几个女同志又说又劝，连推带拉，总算把她送出了楼外。

在走廊上，我们遇上计委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有共同语言），问道，“哪个女同志是谁？”

答：“报社的符会计。”

问：“出什么事了？”

答：“我们办公室回主任，符会计的丈夫，昨天晚上死在办公室了。”

问：“怎么死的？”

答：“说是上吊勒死的。”

问：“回主任不是你们计委党支部书记吗，能有什么问题？”

答：“是啊，出身好，参加革命早，红子红瓤，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计委的革命群众组织那些人说他是走资派的马前卒，通宵达旦地批斗了好几天了。他们说回主任是畏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