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七百七十一章 太子（一）(2/4)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jing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垄亩，只看收成与投入，划为十等。

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弊端。繁更细琐，可更明确。简粗陋，会有争议。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简虽有争议，可易执行，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cao作空间，便于处理。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先得捉住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丝功利xing的想法，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一些条约，比较温和的条约。最后说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分明，事无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一样论处，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也。

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软了也不行。

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司马光与郑朗一样，有意回避了。

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

这就是郑朗调教的进步。

想做事怕有争议是不可能的，可在有作为的基础上，若使争议减少，则为佳。

奏上，两府立即草议执行。

然后司马光再上三道札子，第一道札子直指赵祯。皇上你做得不错，四十年夙夜求治。可是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是什么原因？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jian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陛下乃是三德没有做好。虽仁，仁得偏软。

但有几个皇帝能做到司马光所说的三德？当然。这篇札子上奏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第一个札子论君德，第二个札子论御臣之道。一是任官，朝廷以资叙职，不问贤愚，造成官员不作为。二是行赏，朝廷不能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求功，以巧文逃罪。又是一条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