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进出财政局之二(3/4)

一共有4个单元，共64户。财政局占了两个单元，劳动局和物资局各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为4种户型，较大的约60多平方米，最小的不足30平方米。厨房、厕所很小，有煤气、上下水齐全，有暖气，对于下乡前居住条件较差，四、五年没有正常栖身之处的我们来说，还是心满意足。

我住在二楼，属于第三类户型，比最小的户型大一点。大家把这种户型称为“串屋”。房门开在外走廊，进房门，有一个小走廊，与房门相对的一侧是厕所、厨房，左走是卧室。在卧室靠近门三分之一处砌了一道间壁墙，把一间屋间壁成两个屋，形成套间，大家把一字排开：厕所、厨房、套间这种结构称谓“串屋”。为了使小屋有点光亮，在间壁墙上开了一扇窗户。

住进新房之前，我做了一件很歉疚、很惭愧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

财政局分房领导小组公布了分配方案之后，立即引起局内很多同志不满；我也心存芥蒂，自然也站到不满意的行列之中。我的意见主要是，给五七大军盖房，也就是说打着给五七大军盖房的旗号，在分配房屋的时候，五七大军并不是给房的优先对象，从中受益的倒是那些没有乡下的造反派同志。本来乡下的（多数人）和留城的那些人就是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分配方案公布之后，不免又勾起了已经淡漠了的派性。

文革的流毒之一，就是写大字报。在局里分配房屋方案公布的当天下午，有几个人策划给局里贴大字报。不知道是谁，建议由我担当这项任务。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未加思索，当仁不让，很快起草了反映不满意同志们意见的大字报草稿；且亲手书写了大字报。然后是大家签名，我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第一个。

很显然，自己把自己摆到了反对分房方案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局里真的有如开锅了一番，楼上楼下议论纷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分房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大字报提出反对意见的、诋毁签名人的也开始说三道四。在这种形势之下，有的已经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开始退缩。原税务局年龄较大的一位同志跑来找我，声称大字报他不签字了。我觉得很可笑，说了一句，“不签字了？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给你写上去的。自己抠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三天后，分房领导小组头目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原税务局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此人横眉竖目，一脸凶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倒是爽快，开门见山，气哼哼的问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给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啊！那么，你想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就是对你们分房不公正有意见。”

他：“我问你，具体一点，你个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个人没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举起左手，手背朝上，摆动几下，示意让我出去。

贴大字报的目的，从内心讲，是想要一个比第三类户型的房子更大一点的房子。那是分房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字报的意见，重新调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实现的。今天，领导小组的头目的态度表现，很明显，根本没有接受大字报意见的意思。如果给我个人调整了房子，我成了什么东西！

动手写大字报现在检讨起来，是一个缺憾；没有要求调整个人的住房，倒还是给我的心里有些宽慰。

当自己改换了角色，回头去看那次财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么原则性毛病。确实，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八）偏执狂李行亮

工业财务科有一个李行亮。在分房大字报风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贴出了三、四张纸之多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财政局革委会一把手张柯南。大字报的内容是张柯南对他进行百般“迫害”；还有对张柯南的谩骂的语言。第一批大字报，被局办公室的政工人员撤掉之后，又连续写了几批。迫害的内容不断增加，迫害的手段愈发离奇。诸如他说张柯南派人监视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拉上看不见的细电线，安插人猫（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顶上（他家没有搬进财政局给五七大军盖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区简易住宅，糊的纸棚），监视他夜间的行动，在他家里安装窃听器等等。结尾段落骂人的几行字，越写越小。

李行亮平时的一切言语行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对待周围同志客客气气，没有发生过口角争吵之类的事情。唯独对一把手抱有成见。一次，张柯南在全局大会上说，“人是属猫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说这是**说的。李行亮常常把这句话作为攻击张柯南的口实；说张柯南对下蔑视革命群众，对上抹黑伟大领袖**。

李行亮的大字报惹恼了张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对此，刘信众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现属于偏执狂性质的精神病表现；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样完全失去理智，不会危害他人；且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没必要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是没有插队落户的、革委会成立之时的革命派，自然不会和刘信众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少数服从多数，局里还是决定把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