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亮是工业科的干部,送医院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要由工业科的同志们去践行了。工业科在送李行亮去医院也是两派意见,不说读者也会明白,支持刘信众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财政局和税务局同志们,他们在李行亮送医院的过程中,采取了消极态度,成了旁观者。
医院开来救护车那天,李行亮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乖乖就范,采取了敌对态度,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一反常态,摆出造反派“文攻武卫”的架势。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样造反经历的几个人,前后夹攻、左堵右截,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李行亮扑倒在地,连抬带拽,把他按压到车里。那几个人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个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殴斗的痕迹。
几天后,刘信众等人几次到医院做工作,把李行亮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着整齐,分头梳得格外伏贴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见到了谁,都会客客气气地握手,说一句:你好!当然,抓他上救护车那几位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他给的只能是白眼。
刘信众的爱人迟玉环和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之后,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个较小的房间里。由于有迟玉环的关系,我们之间自然走动得频繁一些。他们全家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三十晚上,我和丰岷、小郭都跑到他们的住处,一起吃了年夜饭。年夜饭吃的是烧麦。烧麦皮是食堂小老顾(市里有名的做烧麦专家,交际处来外宾,做烧麦要请他过去)给擀的,烧麦馅是小老顾给和的。足足够他们吃上四顿、五顿的。我们之间关系较好,不仅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问题的观点上,工作态度上,常常是不谋而合。
张柯南是文革中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我们之间很少接触,除了开大会听听他的讲话,工作上隔着科长,没有任何联系。他住在市立医院北侧市里专门给部队转业干部新盖的楼里。娶了一个年轻的四川籍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下班后,张柯南喜欢抱着孩子在市立医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弯。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会问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多精神!多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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